1982年我毕业于云南大学。大学时代，在贪婪地汲取各种新知识的同时，我曾经热衷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后来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更适合于搞学术研究，于是也就立志于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如果从大学毕业的时候算起，我在学术路途上已经走过了27年的时光。27年来，我先后任过大学教师、学术杂志编辑和专业研究人员。
        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己很幸运：一则是因为这些年欣逢太平和改革开放，国家正走向繁荣富强，使我们得以在一个相对较安定的大环境中，专心致志地钻研业务，从事我所钟爱的事业；二则是因为在我工作和学习的环境中总是遇到一些很好的同道，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他们一步步地把我引进了学术的殿堂，使我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方面不断得到充实，业务能力得到较大的锻炼和提高。
        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多年工人，也搞过宣传工作，学过美术，在大学中所学专业是语言文学，毕业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又到许多民族地区生活过、调查过，比较了解基层的生活，对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问题作过较多地关注和思考，因此我确定了民族及民族文化研究的主攻方向，我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实地调查和理论探讨的心得。       
        我在研究中比较注重田野调查。我认为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基本功。 “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对生活在碧山秀水间的广大民族人群的真切认识和深入了解，民族研究难免隔靴搔痒。因此要做好民族研究就要不辞辛劳地行走。但是光有走马看花似的行走是不够的，需要有“点”的深入和“线”的贯穿，需要把田野调查和理论探讨结合起来，要有理论的武装来敏锐自己的眼睛，深化自己的理解。否则等同于一般旅游者的走村串寨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在长期的调研中划定了自己研究的区域和对象，我以云南的主要江河流域作为“线”的地缘范围，以德昂族等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这些研究对象中不断地进行“点”的深入调研。同时，长期养成的读书习惯，也促使我潜心于相关理论的探索。我认为，做好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文化学的理论素养是必备的基本功；必须要有自己对理论探索的真正心得，方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田野调查与理论探索的结合，一方面可以推动学科建设，一方面能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的发展血脉相连，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在文化学理论的探讨中，我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系统，它自身具有内部的结构规律和运行的机制。我曾提出民族文化结构的“七缘”模式，以及内隐与外显层面交替震荡运动的民族文化变迁规律。这些认知在论著中发表后，常常得到一些同道的认同和赞赏，认为是在学科理论方面的建树，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却给我在田野工作和研究的深化方面帮助很大。另外我对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也使我推进了一些对具体民族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多年来，我曾主要探察和研究过澜沧江、怒江和红河流域的古今社会，对云南民族民间艺术，对德昂族及云南其他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作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对“点”的调研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发现将“点”连贯为“线”之后，就形成了地域性的综合研究，于是近年来我逐渐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不断地补充相关知识，对流域的地缘环境与民族社会文化进行了探索，写出了相关的论著，并积累了大量的调研笔记。同时我还利用自己爱好的摄影，在田野工作中搜集了大量的形象资料，这也为我的研究工作和成果表达提供了许多助益。
        近年来，我曾先后主持和参加过国家和省部级的重大课题研究十多项。其中独立完成了中宣部下达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教育丛书之一《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书的研究和撰写；另还独立完成了国家“七五”和“八五”的重点社科项目“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德昂族文学简史”的全部研究和撰写工作，填补了该学科领域的一项空白；主撰了省“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民族文化与现代化”；2006年我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和谐社会研究》获得立项，2008年获得了国家重点工程“西南边疆项目”的课题立项，目前正在研究过程中。
        多年来除了发表过近百篇论文和调查报告之外，至今我共出版个人专著8部：《云南民族文化纵横探》（科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丛书·德昂族》（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澜沧江怒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2009年修订再版，2008年在东京出版日本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德昂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腰箍的情结》（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2003年）、《大江跨境前的回眸》（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老年的震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另外还合作主撰或主编了《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红河流经的地方》（云南人民出版社）、《蓦然回首》（中国人口出版社）、《袁晓岑艺术传略》（云南美术出版社）等著作多部。有时我将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散文和随笔发表，有时也应邀撰写一些电视片，其中全面反映云南扶贫工作的六集专题片《走出贫困》深受好评。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著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报告，它的阅读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专业圈子的狭小范围，否则就会像有人比喻的卡啦OK似的自娱自乐。社会科学担负着启迪社会思想、提高社会认知、反映社会实情、影响行政决策，等等多方面的职责，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无论是论文、研究报告还是专著，都应该尽量写得辞畅意丰，深入浅出，文质并茂。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地实践着，努力着。
        也许，这样的追求体现在成果中，还多少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我所出版的研究专著大多都能列入出版社的本版书计划，并上架于北京、上海等全国大中城市的一些主要书店，在省内外（包括港澳台地区）广为发行，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奖励。其中如：
        《澜沧江怒江传》一书尝试着将严谨的学理与生动地表达结合起来，以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综合地反映了澜沧江、怒江两岸及其流域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现状。力图将每一段流域当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自然状况、人文地理，历史事件、社会问题一一揭示出来，从人类学和社会生态的角度深究江河与文明进程、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和问题。本书出版后在全国各地销售较好，尤其在北京颇受欢迎，昆明的大书店也多次脱销。据有关统计，该书问世不久的销售量就超过了先期出版2年多的其他同类丛书。同时，本书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出版界的权威刊物《中国出版》，以及《光明日报》、《博览群书》、《读书》、《中国环境报》、《云南日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论和报道，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等许多网站上都有关于本书评介。最近本书还被评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日本相关学术机构和学者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将本书翻译成日文，2008年5月在东京隆重推出。
        《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书旨在探讨民族文化的理论问题。本书出版首印即达2万册，成为一些高校的必读参考，并与其丛书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大江跨境前的回眸》通过“专家学者的考察散记，边陲僻地的探险亲历”，反映云南民族文化的真实情况，在全国发行后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印数5千册很快就告罄，竟常有陌生读者来电话联系。本书还获得了中国文联颁发的山花奖中的优秀学术著作奖。
        2007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40万字的个人专著《云南民族文化纵横探》是我积累多年的力作。我力求让它既能反映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论思考，又能反映出云南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概貌；既不同于那些枯燥的纯理论探讨，又不是那种仅仅记录耳闻目睹实景的肤浅文字，尝试通过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来增强其表达的感染力。也许就因为这原因，本书稿顺利通过了中华英才基金的评审，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了资助出版。上架于全国许多书店后不久即有不少脱销。
        除了在工作中学习之外，我觉得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建立广泛的联系和交流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必要途径。通过相互交流，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方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和努力的目标，方能使自己的研究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而不至于落伍。1993年以来我曾先后10余次受邀赴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深度考察等。每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交流，我都要精心准备，力争以新颖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精彩的发言博得欢迎。例如，1994年吉隆坡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大会，对每个国家仅邀请一名特邀嘉宾，完全根据论文来遴选，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被选中，应邀赴会，当着数百名各国学者在大会上发言半个多小时，博得了热烈持久的掌声，会议执行主席当即在我的发言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地新闻媒介也作了宣传报道。
        我认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调查研究，还应该通过研究和自己的学识尽力去服务社会，干预生活，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在从事研究的同时，我还开展了一些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行动性工作，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行动，以多种方式去关注民生，影响社会，更多地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出力。其中如：
        1、通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平台和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将一些研究转化为政协、人大会议发言、提案、参事建议或报中央的信息。我所撰写的《怒江开发要统筹规划》、《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的工作》、《从省情出发，加大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落实科学发展观》、《关于加强滇西抗日战争遗迹遗址抢救与保护》、《加快中越红河航运通道合作开发，建设便捷的国际经济水上动脉》、《建构我省公众参与环保的促进机制》、《着力推进毒品艾滋病危害严重的边疆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营造郑和、聂耳的名人效应，提升昆明市的文化实力》等文章，有的以云南民盟省委的名义在省政协大会和省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有的以提案和建议的形式上报省市党政部门或中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2、在对德昂族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我发现这个人口较少而又分布较广的民族，在不同居住地的人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各自封闭一寓，成了制约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我就联系了一些德昂族研究学者和德昂族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云南省德昂族研究会（后改为云南省民族学会德昂族研究委员会）。研究会以提高民族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民族社会的发展为宗旨，1998年成立以后，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召开研讨会等，将各地的德昂族联结起来，加强沟通与交流，共同进步。而今，各地的德昂族之间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甚至有些村民开始了“走亲戚”。
        3、受邀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学术考察的时候，我感受到郑和在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崇高威信，发现可通过对郑和的宣传来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谊，增进当地华人社会与其他族群的相互沟通和了解，于是就利用本人与一些华人社团建立的友好关系，联系云南省的外宣部门，主持筹办了大型“郑和纪念展”，成功地在马来西亚6个城市巡展。展览由马来西亚的副首相主持开幕，其展览实况在美国等许多国家的电视台播放，获得较大的国际影响。
        4、田野调查中，偶然发现云南省偏远的地区分散着许多“麻风村”，村民们普遍存在着回归社会的问题，于是自己又深入调查了十多个类似的村寨，并联合省和地州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士，一起开展行动，呼吁当地政府和国际机构对这些特殊的弱势人群给予特别的关注。迄今，已有了更多的机构和人士介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5、对澜沧江、怒江流域的研究中，发现了不少现实的问题和隐患，需要特别提醒管理者和开发者，注重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我曾经在国际国内的多种会议上，以及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书籍加以呼吁，倡导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促进了各有关方面对相关工作的重视，使之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我认为学术是一种生活，一种生命形式，不能做得干巴巴索然无味，要做得有趣味，有诗意。这是我的追求，也努力在实践着。记得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我曾经为年轻学人们谈过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十六字心得：“拓展视野，纵横探索，兴之所至，身心投入”。我认为，要做好学术研究必须从内心里真正地喜欢这一行，不要把它仅仅看做一个谋生的“饭碗”，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要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怠慢的重要追求。
        最后，我要感谢我所任职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和鼓励，给我带来了许多相称和不相称的荣誉。我曾于199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2004年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特殊津贴”。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政府参事、云南财大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民盟云南省科研院所工委副主任、民盟云南省社科院支部主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云南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及德昂族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等。
（责任编辑：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