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黎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民族论坛》2025年第3期

　　摘要

　　清朝末年出现了一大批报刊，为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国家重大事件提供了平台。其中，西南报刊诞生于边疆危机背景下，自创办起便以激发国人的爱国意识、维护边疆安全统一为己任。面对日益危迫的边疆局势，西南报刊立足国家实际，积极吸收西方现代国家观念，从边疆地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视角出发，重构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国家、国民与国家之间整体不可分割的关系。西南报刊具有较强的区域特点，从边疆立场出发，对读者群体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现代国家观念宣传，有效唤醒了国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更在培育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内地民众对边疆认知演变研究”(22BZS101)阶段成果。

　　关键词

　　清末;西南报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大肆瓜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但大部分民众对此缺乏清醒认知。崔志海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除了武器装备相对落后，还包括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众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等。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国家和集体观念，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将二者混为一谈，也不知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亟须唤起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观念。作为较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之一，清末留日学生在启蒙国民现代国家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来自边疆地区的留日学生，更是从边疆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与培育中，展现出独特的影响力。

　　目前为止，学界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西方现代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的嬗变过程、特点及影响，而对于清末知识分子如何引介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思想及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相关研究如方平探讨了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下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近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冯建勇梳理了民国时期蒙古、新疆、西藏民族精英的建国想象。熊芳亮认为，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赋予了“民族”以“国家”“公民”的意义。清末报刊作为普及“国家”观念的传播媒介和载体，学界对其国家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部分知识分子或内地几份影响较大的报刊。相较之下，对西南地区报刊的研究，则多探讨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省籍意识、国家认同意识等问题。本文试图以清末西南报刊《云南》《四川》《筹滇》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清末知识分子如何立足西南边疆的危急形势及地域特点，对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进行拆解、分析和组合，并辨析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现代国家意识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

　　一、西南报刊的创办及其旨趣

　　《云南》《四川》《筹滇》杂志分别创办于1906、1907、1908年，创办者均为留日学生，是清末较具代表性的西南地区刊物。其中，《云南》《四川》均为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日本所创办。1906年，清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禁止国内销售和阅读《民报》，革命党人的社会动员遭受严重挫折。在此背景下，留日学生中的各省同盟会会员，纷纷以本省名义创办新报刊或续办原有报刊。这些报刊被分散运进国内，充当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由此成为革命宣传的重要力量。1906年，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专门指示云南籍革命党人筹办《云南》杂志。他们精准抓住云南“官吏贪污”和“外侮日亟”两个催生革命的核心因素，以此鼓动云南人民奋起反抗官吏压榨与外人侵凌。《四川》杂志创办者吴玉章回忆：“《云南》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样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四川》杂志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决定创刊的。”1907年，湖南籍爱国人士唐璆联合在日留学的西南五省学生创立筹滇协会，并于次年正式发行《筹滇》杂志。

　　《云南》杂志共发行6年23期，发行量最初为1000册，到1908年第13期时，发行量高达10000册，是“同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也是“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当中寿命最长的一家”。《四川》杂志在东京出版问世，在成都、重庆设立分社，并在四川的嘉定、荣县、大竹等22个州县和上海、北京、汉口、西安、贵阳、昆明等大城市设立代派处，第1、2期各销售4000余份，第3期发行量即增至5000册。而《筹滇》杂志目前仅见创刊号，后续情况不详。

　　与大部分革命报刊不同，《云南》杂志“没有公开宣传同盟会纲领，没有提出‘逐满’、‘反清’的口号，也没有和保皇党、立宪派进行激烈辩论，在宣传反清斗争方面比较含蓄、隐晦”。但该刊通过紧扣“官吏贪污”和“外侮日亟”两个宗旨，以边疆危急形势论证清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以及对边疆领土的“漠视”，以生动、合理、新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取得了较好的革命动员效果。这种独特的办刊思路，让《云南》杂志在知识普及方面颇具特色，成为国家观念普及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国内“放绝大异彩于报界”，“各省人士评论本报曰：《云南》杂志者，非仅云南留学界之杂志，乃合全省官绅商侨学界共有之杂志，故其势力之伟大，魄力之雄厚，足于杂志界中称霸王”。  上海读者来信感叹，读罢《云南》杂志，“觉有一种刺戟之物，震荡于余之脑海”，“若今日云南人不援救云南，我十七省不臂助云南，则因之而瓜分鱼烂，中原必无一片干净土。今日之云南，即他日十七省之小影;他日之云南，即我十七省沦胥以亡之惨状”。另有来信说，当时普通民众虽知法国人在云南势力日增，也目睹法国势力在云南的野蛮行径，但未必清楚法国已视云南为其殖民地。信中写道：“某到法仅两月，耳所闻，目所见，无不可为云南哀者。”此外，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越南等地亦有读者来信，发表各自的观点和思考。基于该刊取得的社会影响，1907年，孙中山为《云南》杂志题签“振我民气”四字。《四川》杂志的命运则与唐绍仪的一次行程相关：当他作为专使访问美国途经日本时，曾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和《四川》杂志。最终，《四川》杂志因被指控“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反对天皇”等罪名，遭到查封。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胜利，报纸杂志宣传革命之功不可没。作为《云南》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李根源曾评价道：“《民报》挺生谁拱卫，《云南杂志》是尖兵。”  足见《云南》杂志在当时革命动员中的作用。《四川》杂志曾这样推介《云南》杂志：“议论精确，消息灵通，探访周密，久为报界所公认。而每号多译载关于四川之法文，及关于滇桂之英法越缅各国文，尤为中外报界所未有。”初版于1927年的《中国报学史》指出《云南》杂志“以英法越缅关于西南之文字为最堪动心骇目”，《四川》杂志则“以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藏回领土，开拓路矿利源为宗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云南》杂志进行了编辑出版，其在《编辑说明》中指出，该杂志“深得当时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在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筹滇协会的成立及《筹滇》杂志的创办，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英、法等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寻求“为国保滇之策，以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

　　三份报刊虽在创办延续时长、规模体量、影响范围等方面有较大不同，但在应对边疆危机的立场上始终一致。使边疆及内地民众都认清边疆危机的严重后果，进而形成边疆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边疆安危与内地休戚相关、全国民众应团结一致积极应对边疆危机的共识，是刊物创办者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亦因此，西南报刊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宣传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平台。

　　二、强化“边疆”与“内地”的共同体关系

　　扭转国人视西南边疆不及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重要的片面狭隘认知，是西南边疆报刊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西南各刊物作者群从内、外部环境出发，一方面深刻剖析英、法等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系统阐释西南各省之间及西南与内地在地理上的屏蔽与防卫关联，以此论证西南边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而凸显其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云南》杂志中，有大量专篇梳理英、法等国侵占缅甸、越南的历史过程，并揭露其对我国西南边疆侵略野心的文章。如《腥风血雨录》《安南惨状一节》《哀越吊滇》等文着重指出，继缅甸、越南之后，云南已经成为英、法两国相争的焦点。英国觊觎长江流域，法国则强索铁路，攘夺矿权，“教语言以收人心，屯重兵以胁官吏”。因列强蚕食云南而引发的边疆危机，造成“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也”。有作者分析，自越南沦亡于法国，“云南即有唇亡之虞”，危局由来已久，自此之后，“两雄交伺，前虎后狼”，“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事，未几而有攫滇越铁路建筑权之事，未几而有揽七府矿山开采权之事，未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事。藩篱尽撤，深入堂阶，而云南遂划入英法之势力范围”。作者疾呼，法国“非取云南不足以巩固越南之根据地”，既得云南，“将又谓非取两广四川，不足以巩固云南之根据地。虢亡而及虞，得陇而望蜀，而吾国将无复有一寸干净土”。

　　《四川》《筹滇》与《云南》杂志所刊文章观点相互印证，同样着力分析英、法等国对中国西南的野心。如《四川》杂志曾援引《云南》杂志刊载的文章，剖析法国对我国内地的侵略企图：

　　法人之所以经营云南者，为四川也。故欲保全云南，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四川者，扬子江上游也。扬子江上游有失，则附于扬子江者立即瓦解。故欲保存吾扬子江流域之富源，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扬子江流域，英人之势力圈也。法人欲筑滇越铁道以达于四川，即欲侵入其势力圈，以取逐鹿中原之势也。故欲观两雄暗争之大活剧，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四川为中国富于天产物之代表，四川吞灭策则其证明书也。故欲扩物产上之眼界，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

　　与此同时，《四川》杂志重点从当时俄国侵略我国蒙古和新疆、英国觊觎西藏的事实入手，剖析俄、英、法三国从西北部、西部及西南部边疆侵占我国边疆领土的危急局势，进而阐述上述危机对四川的影响。如“四川僻居内地，非由表不能及里，譬诸春蚕之食叶，边境完而后及于中心也”，俄国由蒙古、新疆等地侵入陕甘，进而顺势南下得陇望蜀，法国占据两广滇黔后，有席卷四川之势，英国占据长江流域诸省，“蜀为江源”，且通西藏，“志在窥蜀”，“四川即为列强竞争之大战场”。英国窥伺西藏，法国经营云南，是为占据长江上游，从而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而遂其囊括亚陆之野心也”，“西藏失而四川危，受其祸者四川实当其冲。滇越铁路告竣而云南亡，云南亡而四川不保，天下有分崩之势”。《筹滇》杂志亦认为：“云南当英、法两国之冲，为西南各省之屏障。故西南存亡之大局系于滇，故筹滇之政策，即所以保西南大局，亦实所以救中国。”

　　转载、引用日本等国的研究成果，以此论证英、法、俄等国侵略我国边疆的野心，是西南报刊向读者警示边疆危机的方式之一。由《云南》杂志翻译、首登，《四川》杂志转载的《四川吞灭策》，推荐介绍了日本步兵大尉山县初男氏编著的《西藏通览》：“关于英俄交涉记载尤详，我政府割让与俄人之密约亦详悉备录。”《藏英交涉沿革》一文结合日本人入藏调查的结果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了英国对西金(今锡金)、布丹(今不丹)等国以及中国西藏的侵略过程与具体策略。文中通过梳理英国对西金的侵略过程及后续措施，指出其“苟假以时日必骎骎前进，驯至大成”，并评价“英人布置之周到，手段之险鸷”——一则说明英国东进对我国西藏领土安全构成的巨大威胁;二则通过剖析西金亡国原因——“外则有东方诸国干涉内政，内则有僧侣小人阻碍进步，今国为人有”，影射当时清廷面临的亡国危机。在此背景下，《云南》杂志着重将云南与中国不可分割的局部与整体关系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阐述。如吕志伊(笔名侠少)撰文指出，云南官吏昏谬，“外人”强横，军事废弛，人民愚弱，较东三省的危急形势更为严峻。其原因在于，从中央王朝层面来看，朝廷对云南的重视不如东三省。东三省为满族发祥地，“且接壤直隶山东，北洋大军一发则数日可达”。但云南地居边僻，距京师有八千余里，鞭长莫及，“且素号贫瘠”，因此清廷不重视云南，导致云南出现“官吏盗卖云南，不之罪;外人侵略云南，不之问”的怪象。国内民众也不知云南历史，不知云南价值，视云南为“蛮”“边”之地。殊不知“云南据长江西江上游，云南亡，则川、黔、桂、粤、湘、鄂皆不保。且英法占据云南，即影响于中国之瓜分。牵一发必动全身，大局诚不堪设想”，“将来中国之亡，云南必先亡也”。另有作者认为，较之东北三省，清廷对云南危机并不重视，“东三省是大清国皇帝家圣祖列宗发祥地，几十代祖先皇陵的在处”，而云南“尽是人民”，“如果法人的铁路告成了，云南人践踏尽了。我们的政府还要恭贺法国的大统领呢。要想同法国办什么强硬的交涉，只怕是做梦”。击椎生进一步分析，“倘西南有事，东南之力不能及，东北之兵不能救，即西陲陕甘，腹地两湖，亦必几经艰难，多延日月而后至也”，“不知滇亡则川亡，川亡则两湖陕甘黔粤将随之而亡，此势所必至者”。《一致论》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与民众缺乏整体性观念关系密切。政治中心与地方、各地方区域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意识上的共同体，“自异于”彼此，这是中国在面临外国侵略者时无法形成反抗侵略合力，实现国家振兴的重要原因。该文作者注意到，英、法两国通过交通渗透、经济掠夺与领土侵占等手段对云南实施侵略，但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醒认识到这些侵略行径。

　　西南报刊结合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内外环境，强调边疆危机事件与内地民众息息相关，呼吁国人不能漠然视之，以唤醒人们国家疆域为整体且互相牵动的观念，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蒙。如西南边疆报刊突出西南边疆界于英、法列强之间的特征，明确其“西南半壁，是屏是式”的“边陲”定位，进一步强化国人对于“西南”(尤其是云南)为边防重地的认知。报刊着重阐述云南对川、黔、桂、粤、湘、鄂等省的屏障功能，进而论证西南边疆与东北、西北边疆地区一样，对于中国整体安全至关重要。其中，一类观点侧重强调云南在西南边疆的国防地位——它是四川等省抵御外部侵略的重要屏障。另一类观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不仅赞同云南对四川的重要性，也强调四川对于捍卫西藏安全的重要作用。上述观点的提出，既是边疆期刊对内地国人发出的重视边疆的呼吁，也是对边疆地区民众的警示，是从国家领土完整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层面开展的认知启蒙。

　　三、重塑“边疆”与“国家”整体的关系

　　与国家边界线相交的边疆地区，是现代国家成形的关键。不过，由于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近代以前国内民众对边疆各省的了解较为匮乏。即使在边疆危机频发的清朝末年，国内民众对于边疆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因而，指出清廷及民众对西南边疆的认知局限，论证边疆领土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成为边疆报刊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历史上的边疆形象，基本由掌握话语权的内地知识分子书写和建构，其中承载的更多是内地民众对边疆的认知、理解和想象，边疆地区民众反而是失语者和沉默者。经历一系列被侵略的危机后，边疆地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英法窥伺的危急形势下，政府及民众对西南边疆的片面认知，将影响到边疆地区的安全。《云南》杂志刊文描述云南：“地瘠民穷，尽人皆知。兼之政府视云南为不足轻重，可有可无。”“滇则僻处遐荒，几同异域;川则四方险塞，如上青天。政府既视为鞭长莫及之地，人民亦几如梦想不到之境。”《四川》杂志指出：“政府亦知蜀地之博大而繁剧，西藏之危急而重要也。治违其人，则西南半壁必速英狼法豕之觊觎”，“何乃吾国政府竟视川省重要之地精英之区，内制西南，外引藏卫之形胜，而草芥之储，狗马之居视之耶?”作者直言，“四川者，政府不甚爱惜之地”，“政府无爱惜四川之意，即无爱惜西南诸省与西藏之心也”。还有作者深刻认识到，云南之所以不被重视，是由于国内民众“视滇为边隅，为传舍，而漠然不动于心者，皆不知滇之可爱也。夫今日有滇存与存，滇亡与亡之心思，他日乃有吾亡滇亡，吾存滇存之关系”。

　　接触西方地理等科学知识后，留日学生重新认识到边疆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在创刊号中，《云南》《四川》等革命报刊均在开篇刊载“疆域全图”，以直观的方式向读者呈现边疆省份的地域范围及形态。《云南》杂志刊载的文章，着重阐发西南边疆各省那些不为内地民众所知，亦未被朝廷重视的方面。这些刊文分别从历史、自然资源、人才、物产等维度，向读者介绍云南之富饶和美丽。诸如《爱滇篇》《滇缅界事述略》《云南游记》《云南之土司》《云南之民气》《云南商埠草图》《云南之实业》《云南铁道之建筑》等，从界务、地形物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对云南进行了较为细致全面的介绍。1907年，《云南》努力扩大刊物的发行范围，希望全国同胞都能认清“云南之真像(相)，合全国之力以救云南”。在刊载内容上，杂志补充了军事、实业、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内容，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群体，使《云南》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关注。

　　《四川》杂志同样将对四川省情的介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进而强调该省对于西南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四川》的办刊宗旨是“爱四川以爱中国”，强调挽救国家危亡，请求国内同胞伸出援手：

　　一则四川僻处西陲，素与外省不通声息，故即详如津沪各报，然至观其所载蜀事，则百无一二，寥若晨星。夫不知事实，何以立言，不有调查，奚能代论。本报欲祛此弊，计惟有仰恳我四川十二府八直隶州六直肄厅一百二十余州县之忧时志士爱国名流，自任为本报访事员，就其身所见闻，各挥如椽巨笔，将政界、学界、军界、商界及同胞一切颠连困苦情形和盘托出，公诸本志，庶可使此黑暗世界放大光明。

　　在《四川》杂志的介绍中，国防地位方面，“西南半壁，四川独重，蜀存藏存，蜀安滇安，陕甘青海皆赖蜀为后劲，是则外寇凭陵，蜀人捍之，中国将亡，蜀人起之”。自然资源方面，“四川为中国第一大省，气候之温和，土地之肥沃，出产之丰富，均为列强视线所集”。西南地区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报刊，尤为重视向读者指出国人(尤其是清廷)对西南的认识局限，主张从全球视角审视西南，突出其在全国的资源、地理优势和国防地位，并着重解读西南地区的多重面向。这些报刊试图通过打破民众对边疆“边隅”“蛮荒”“边徼”的片面刻板印象，重构西南边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四、阐释国民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关系

　　清末处于国民现代国家观念的启蒙阶段，此时的知识分子着重普及民主共和思想。其内容包括：疆域内的公民享有参与国家大事、被政府保护的权利，也肩负着共同捍卫国家疆界与领土完整的责任和义务。

　　1921年，梁启超在总结辛亥革命爆发的意义时指出：“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而时间回溯到1896年，梁启超还认为彼时的中国人不了解什么是国家。1901年，冯自强也批判国人“不知有国”，缺乏公民或国家主义意识，并详细地分析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由于宣扬民族主义，在命名‘国民’的指称策略中，采取了以局部代表总体的提喻法，其笔下的国民指涉对象主要指的是汉族”。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双方均强调“爱国”，孙中山驳斥保皇党的爱国是分不清爱“大清国”还是“中华国”，认为中国被瓜分的原因是“政府无振作”“人民不奋发”。与《民报》等革命报刊相比，边疆地区革命报刊弱化了“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因素，通过强调国民捍卫国家主权的责任和使命，达到向国民普及国家思想的目的。国民自觉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清末报刊对民众国家观念的普及。其中，清末边疆报刊在打破皇权思想运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边疆报刊注重介绍其他被侵略国家(尤其是邻国)民众的悲惨经历和生存状况，以此警醒本国(尤其是边疆地区)民众，刺激其国家意识的觉醒。在《云南》杂志的创办宗旨中，留日学生将“国家思想”放在首位，认为若人人有国家思想，对国家的强弱存亡就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反之，个人将无法生存，“国乃凋残”。《云南》杂志刊载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和泪贡言》《桑海泪尘》《张君成清遗策〈揭发英帝国主义者虐待缅人惨状〉》等30余篇文章，以及《法帝国主义者对越南人民的迫害》《法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等图片，刻画出东南亚地区遭受英、法等国侵略的悲惨图景。同样，《四川》杂志的文章则聚焦反对英、法、日等国侵略我国西藏、云南、东北以及侵略朝鲜，揭露清廷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即使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无论是爬梳英、法侵略缅甸、越南史的文章，还是揭露英、法等国侵略意图的文章，均因国内有识之士深恐边疆地区步缅甸、越南之后尘而作。它们旨在使民众意识到国家安危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以此唤醒民众对西南边疆乃至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

　　在阐述西南边疆危急情形的基础上，《云南》杂志系统剖析了个人与国家、国民与国土、统治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开篇即言：“国家者，个人之大团体也。一国之国家，一国中各个人之一大团体也。有此国家，则各个人赖以生存。无此国家，则各个人将无所附丽而不得遂其生活。”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个人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使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更为直观，进而帮助民众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国家”观念。在《云南》杂志创办周年大会上，李复发表演讲时明确区分了政府与国家的概念，强调国民是国家的根本，有国民才有国家，提出独立自治不应依赖政府而应依靠国民，“国民为国家之根本，有国民而后有国家。故必有独立自治不依赖政府之国民”，并以此策励政府，动员中国民众抵抗列强的侵略、奴役和瓜分。《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一文则向民众普及：“国家”由人民、土地、总揽国权者三者组成;总揽国权者对内有增进国民幸福的义务，对外有保护国土完整和国民之人格的义务。

　　《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系统论述了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国民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民在国家中居于主体地位，民众才是主宰国家前途命运的力量。目的是让民众明白，国家并非帝王之国家，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安危休戚，与每一个中国人密切相关。《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指出：“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国民的国家观念》一文认为，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首先要向他们普及国民与国家、国土与国家以及国民与国土三者之间的关系——国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也是首要的因素，有国民才有国家;国土是国家存在的重要基础，有国民而无国土，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必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边疆报刊还结合地域实际，阐述了边疆地区民众在挽救国家危亡中的作用与使命。《云南》杂志的作者群对云南人与云南关系的阐述，是为使云南民众意识到，云南的安危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四川》杂志着重从政府的义务出发，指明政府如不能保障国家安全，民众有权推翻其统治。振聋发聩的《警告全蜀》一文强调：“以中国全局与四川一隅，其危殆之势均岌岌焉不可以终日。我蜀诸君子中虽云全体有不深知，而亦有洞明时局之士”，却“不闻大声疾呼以醒群盲”，“坐视全川士民深染疲癃之疾，以致于麻木不仁也”。而其中的原因是“个人主义无公共之心”，不顾“国家之全体”。文章批评部分留学生“置国家利害于不闻不问”，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整体性，“个人利害即统合于公共利害中，而存亡一体者也”，“欲谋个人利害，非先谋公共利害万不能保全”，认为“国家与人民既为一体之所分，断无有国家雄强而人民不享幸福，国家孱弱而人民不罹艰险者”。结合该省实际，《四川》杂志重点将清廷出卖四川利权作为重要内容，指责朝廷将铁路、矿产、航路、海港以及森林、渔业、关税等关系国家命脉的利权，“咸三揖三让拱手而献诸外人”，该行为是“慷人之慨”，是“卖国之政府”，抨击历史上的中国国民放弃责任，“悉听政府之妄为，而不一过问，昔日造此种种之恶，因今日始一一茹其恶果”，呼吁国民主动参与国家大事，监督政府，承担起国民的责任与义务。

　　值得重视的是，在清末西南边疆报刊中，由同盟会会员创办的《云南》《四川》杂志，在普及现代国家观念的背后，有强烈的革命动员目的。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后，中国革命党人试图重构清廷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国家与“公”联系起来，而将清廷与“私”相绑定。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在区分“朝廷”与“国家”关系方面不遗余力，强调国民对挽救国家危亡的权利和义务。“中国改良派利用西方的外交、国际关系、贸易和殖民主义话语将国家与统治者和臣民或社会分开。”《清议报》刊载了一批介绍现代国家以及中国人“国家”观的相关文章。日本学者尾崎行雄曾观察到：中国人恒言“朝廷即国家也，首都即朝廷也。故首都陷，即朝廷随之而亡。朝廷亡，则国家随之而亡”，而“以朝廷为国家一语，实中国弱亡最大病源。其故，因天子自以人民土地为其私产，而举国之民，亦以人民土地为天子之私产”。  类似的文章不胜枚举，它们试图“重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体系中脱胎出来，转型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际秩序’的新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此过程中，边疆报刊以自身的境况为实例，更加形象地阐释了清廷与“国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五、结语

　　清末知识分子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国家思想，结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对现代“国家”观念进行宣介普及。特别是在革命报刊“皆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时，边疆报刊既与改良派刊物在阐释国民与国家关系上起到互相补充、相互论证的作用，又与其他革命报刊相呼应，使得近代报刊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启蒙效果更加突出。

　　西南边疆地区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发出了边疆省份的声音，在清末报刊(尤其是革命派报刊)中极具代表性。这些边疆报刊弱化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立足边疆特点，着重从领土、国民与国家三个核心元素对国民开展现代国家观念启蒙。一是向国人重新解读边疆，重构边疆的国家地位;二是论析边疆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增强边疆各省间的联系和凝聚力;三是解析现代国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突出国民作为国家主体，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此唤醒民众的家国意识;四是通过剥离统治者与国家的绑定关系，主张国民为国家负责，动摇清廷统治根基。最终，这些报刊构建出一个以云南、四川为中心，涵盖边疆与区域、区域(领土)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图景。

　　西南报刊对边疆的认知重构，既是从边疆视角向民众宣介领土意识，也是唤醒国内民众现代国家元素中“领土”观念的生动实践。边疆报刊将抽象的“国家”观念具象化，合理、新颖、充满感情地阐释了领土、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之纯理论的阐释更易被国内民众理解和接受，使国内民众深刻认识到边疆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这让国人(尤其是边疆民众)的家国情怀，以及边疆与内地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得到培育，“国民”观念也随之树立，在促进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