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澜沧江畔举行傣历新年取水仪式。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摄

　　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小湾东镇的小湾东站下方的澜沧江波光粼粼(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杨紫轩摄)

　　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位于澜沧江畔，当地从唐代开始制盐，距今已延续1300余年。图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村民在盐田里劳作。新华社记者 孙非摄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澜沧江，自北向南流经我国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于云南省南腊河口出境，境外称为“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等国，最终注入南海，是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东南亚第一大河流。

　　澜沧江—湄公河干流全长约4880公里，其中我国境内河段长2198公里，流域总面积80万平方公里。澜沧江独特的北高南低水系格局，形成了三级阶梯式的水文落差：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三江源(指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核心区，平均海拔超4500米，河道穿行于高原峡谷间，水流湍急;中游西藏昌都至云南大理段，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区，峡谷幽深，支流汇入增多，水量骤增，成为连接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水文枢纽;下游云南西双版纳段，河道渐趋平缓，河谷开阔，形成冲积平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这种由高原—峡谷—平原构成的立体水文格局，孕育出多样的生态系统与丰富的族群聚落，塑造了澜沧江流域独特的垂直生境分布。上游三江源地区的高原牧业、中游峡谷段的族群迁徙以及下游平坝区的稻作文明，共同构成澜沧江流域多元文化的互嵌共生。

　　史前文明的起源与跨区域传播

　　澜沧江自北向南的流域走向，形成连续的考古文化谱系。2008年，三江源科学考察依据“河源唯远”的原则，同时兼顾流量、流域面积、河谷地质构造和河谷形态、历史与习惯等因素，确定澜沧江正源为扎阿曲。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展开，历史上人类在青藏高原留下的足迹逐渐展示在世人眼前，三江源地区文物资源的多样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这也佐证了“三江源头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学术论断，表明了作为三江之一的澜沧江从文明起源阶段便参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

　　位于澜沧江上游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地处川、滇、藏地理枢纽，其出土的磨制石器、彩陶与房屋建筑遗迹，既展现了青藏高原东部的文化特色，又可见与川西平原、云南滇西地区的文化交流痕迹，为解析古代南北方民族迁徙路线提供了关键实证。该遗址发现的黍、猪骨等，与澜沧江中游遗址的稻作遗存形成互补，勾勒出史前农业技术沿流域传播的路径与特点。

　　云南剑川的象鼻洞旧石器遗址位于澜沧江中游地带，其出土的打制石器是澜沧江流域距今万年以上早期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迪庆州仕达遗址、怒江州玉水坪遗址、临沧市忙怀新石器遗址等地出土的双肩石斧、靴形器等砾石打制石器，构建起澜沧江中游地带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序列。

　　云南沧源农克硝洞遗址，经测定出土石器，其年代距今在2.4万—4.35万年之间，是临沧范围内澜沧江支流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大型扁长形石核、短斧状石制品等，与东南亚越南北部、泰国等地的“和平文化”遗存一脉相承，印证了澜沧江流域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结合202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了史前时期人类沿澜沧江—湄公河向东南亚迁徙的路径，揭示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就是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通道。

　　贯通内外的交通动脉与交流平台

　　回望历史，澜沧江远不止是一条地理河流，它更是一条流动的文明之江。先秦时期，《禹贡》《山海经》将其记载为“黑水”“洛水”，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其为“劳水”“兰沧水”，唐朝定名为“兰沧江”。《大明一统志·景东府》记载，“澜沧江，俗名浪沧，源出金齿，流经府西南二百余里，南至车里”，此后“澜沧江”成为通用名称。

　　居住在澜沧江流域各民族的命名，赋予其更鲜活的文化内涵，如藏族称“拉楚”河(獐子河);彝族称“拉策”(老虎跌入的江);傣族称“南澜掌”(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命名反映了澜沧江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作为重要的交通河道，澜沧江沿岸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中原与西南地区互动的渠道。汉唐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部分路段沿澜沧江岸延伸，茶叶、丝绸、药材等商品实现双向流通，同时推动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传播。作为“西南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南古道，沿澜沧江中游延伸，连接贯通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与中原。位于今云南永平县与保山市交界处的“兰津古渡”是博南古道跨越澜沧江的交通枢纽，也是云南省现存最早的渡口，至今仍留存有汉代桥墩遗址，成为历史上经济文化跨区域交流的实物见证。

　　宋元明清时期，茶马互市成为澜沧江中下游经济交流的重要形态。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持续时间长达千年之久，逐渐演变为我国古代中央王朝加强边疆治理、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各民族跨越山河、双向奔赴的历史见证。澜沧江流域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云南澜沧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分布着茶树始祖化石第三纪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中华木兰化石，以及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千家寨野生古茶树。茶叶通过“茶马古道”，经云、贵、川、藏等地走向世界。

　　澜沧江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水系，承担了茶叶运输的关键功能，云南普洱、临沧的茶叶经澜沧江支流转运至大理、丽江，再北上进入西藏或南下进入东南亚，形成中原—西南边疆—东南亚之间的庞大贸易网络，是加强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推动经济对外交流的重要战略通道。

　　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图景

　　澜沧江垂直地带性的自然生态环境，塑造了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格局。江河纵深贯通的生态廊道是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与迁徙通道，氐羌、濮、百越等古代族群沿河谷流动迁徙，形成自青藏高原至东南亚的族群分布带。藏、纳西、彝、白、独龙、怒、普米、傈僳、哈尼、拉祜、佤、傣、布朗等20多个民族，自北至南孕育了藏文化、东巴文化、毕摩文化和贝叶文化等多样的文化形态。

　　在云南境内，澜沧江流域多为高山峡谷，形成了“喊一声能答应，碰面如登天”“隔河不同声，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历史上，人们主要依靠溜索和古道进行跨山越水的交流。在上游怒江贡山丙中洛至碧罗雪山一带，以怒族、独龙族、藏族、傈僳族等为代表的多个民族利用藤蔓、麻绳和木桩架设空中索道，溜索过河，共同发展出溜索技术。

　　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山间铃响马帮来”这句悠远的民谣，勾勒出一幅人马相依、翻山越岭的马帮文化图景，也诉说着昔日云岭大地的交通境况。自隋唐开始，从西藏沿着澜沧江流域一直延伸到西双版纳出境，藏、纳西等民族牧民提供马匹与运输服务，汉族商人负责茶叶收购与转运，白、彝等民族在沿途设立驿站与三月街等集市，哈尼、傣、布朗等民族则承担茶叶采制、仓储与转运角色，形成了“各展所长、互利共赢”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澜沧江流域各民族独具特色的节日与习俗，共同构成了多彩文化版图，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甘丹昂曲”酥油花灯节上，各类制作精美的酥油花灯展示出藏族人民的艺术创作智慧。“上刀山，下火海”是傈僳族刀杆节中主要的习俗表演活动，再现了山地民族翻山越岭的生活经历及攀藤负葛的艰苦卓绝精神;基诺族的“特懋克”打铁节，以打铁仪式庆祝技术创新带来的进步与发展。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众多传统节日已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如纳西、彝、白等民族共庆火把节，祈愿丰收、驱灾除邪;傣、德昂、布朗等民族通过泼水节洗尘迎新，共庆傣历新年;稻谷成熟时，佤、哈尼、基诺等民族举行迎接新米、祭拜谷魂的仪式，祈求五谷丰登。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如独龙族的水冬瓜树轮歇耕作法，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生态;哈尼族的千年梯田遵循着“四素同构”的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西藏芒康盐井古盐田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样本，2008年“井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澜沧江流域的各民族在空间上并置，在文化上共享，这是各民族交流往来的结果，也是流域文明得以延续与创新的动力。

　　流域文明的国际典范

　　作为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国际性河流，澜沧江不仅滋养了生命，也是沿岸各国民众经贸旅游、友好交往的“黄金水道”。澜沧江—湄公河六国“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利益相融、生态相依”，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史前时期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传播，唐代南诏国与东南亚古国的朝贡往来，再到茶马互市时期的贸易往来，都为当代合作奠定了历史基础;而流域共享的水文网络、生物多样性资源，是澜沧江—湄公河六国的自然纽带。流域内共同的茶文化、稻作文化、生态伦理，成为凝聚六国情感的精神内核，为构建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文化基础。

　　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启动以来，澜湄六国在平等相待、真诚互助的基础上，构建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合作支柱。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澜沧江自然与人文共生文明的当代升华，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澜沧江奔流不息的江水，不仅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更是一条活态的文明纽带，连接着高原与海洋、历史与未来。在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文明演进史中，澜沧江始终以其包容的胸怀与蓬勃的生命力，滋养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命运交织的今天，澜沧江的故事，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共生智慧与和谐愿景的生动写照。